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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辙要趁热打铁，一鼓作气把宋哲宗的“绍圣绍述”新政之梦打碎！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——如皇帝您觉得先帝的政策不能更改，那么请走正规程序，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们来讨论。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听到，您忽然间授意科举出了这次题目，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！回首过往，“元祐更化”也是经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，现在想改，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！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，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，看到底该怎么办？
…图穷匕见，定要分出死活了。很好！宋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！明天朝会大集群臣，给你苏辙这个机会！
第172章里的其它内容，直接揪出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，只要揪住了这一点，苏辙就是罪人！罪人有资格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吗？
这一刻，宋朝满殿大臣和苏辙一样，看向宋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，这个9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，很懂得怎样整人…意识到这一点，满殿大臣们更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。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，拿苏辙开刀立威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，绝无例外！
例外总会有一个的，有一个人从“元祐更化”开始，直到现在“绍圣绍述”，在无数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**人格，从不因形势去妥协。他的一生，无愧于他那位高贵的父亲！
范纯仁走出来，从容地说“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史无贬辞。苏辙拿来比喻先帝，并非诽谤。现在陛下刚刚亲政，进退大臣之间，不该像呵斥奴仆”宋哲宗犹豫，就算他有再大怨气，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。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，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…
“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，秦始皇是暴君”想了想，宋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。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，怎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！
范纯仁继续解释“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，并不是指具体的人”
宋哲宗神色缓和了下来，他看出来了，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，那样会很被动。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，跟文字狱恐怕也一个性质了，亲政之初，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…
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家里，第二天上缴了辞职信，主动要求外调。宋哲宗批准了。于是进士名单宣布的同一天26日，苏辙被罢。由此，基调确定，不管之前9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，宋哲宗本人希望温和处理…
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，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，去完成伟大的事业，有这样的抱负，9年间的恩恩怨怨不过是鸡虫之争…
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。他是皇帝，一旦亲政，真正手握皇权了，回首时已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，尽管仍旧意难平…
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心里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9年间。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！败坏天下、危害民族，手段卑劣、杀害大臣，旧党以“君子”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，有些甚至已是永远无法挽回的…
因蔡确死了…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宋哲宗的亲政。他死在了1年多前的1093年1月6日。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。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、传进京城，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。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。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，都意识到了一件事！
宋朝终于有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！这不再是官场游戏，而是生死大仇！很多旧党人后悔了，如朔党党魁刘挚。多年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，回忆一生经历，他长叹一声：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，只是蔡持正(蔡确字持正)的事做得不对啊！
可惜晚了！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！使得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。本就是群锐意进取的人，怎能不快意恩仇！
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，4月3日，他是第172章惇平荆蛮时，把一窝一窝蛮人搅得鸡犬不宁，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。每到一地，不仅考核业务，更要谈论学问。要知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，边走边玩边聊天。这种水平和接近蛮人地界的地方小官接触，能愉快才见鬼了！
不愉快？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的不愉快。当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，嘻笑怒骂、肆意张扬，大伙终于受不了了，一致决定：关门，放张商英！
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。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，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的总长官，见面没行官礼，只是作了个辑。之后两人唇枪舌剑、口若悬河，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，最后分出了输赢，章惇…竟败了！
失败的章惇很兴奋，好学识、好胆魄，你在荆蛮地界太屈才了，我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！张商英从此迈进主流官场，成为新党中的一员…
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，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，因他的清高。清高者必孤傲、孤傲者必孤独，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，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。而只凭个人，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。张商英与之相反，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，带着自己坚定信念，在时代大潮里尽情折腾…
司马光宣称“以母改子”时，他是第172章体发抖，这招就是传说中最凶残的“滚汤泡老鼠，一窝全要死”**，只要用上，基本上指谁打谁，百发百中。试想身为公务员，谁没点**呢？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，简直是集中营行为！
有人跳出来反对，说这是没事找事、分化官员队伍！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极力避免这种事，如官渡之战后的曹操。两军对垒尚且这样，和平年代怎可主动窝里反？
乍看说得有道理，可宋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。至于为什么，正是和平二字…
官渡之战，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，再在自己队伍里搞清算，纯粹是嫌命长自杀，以为他不恨叛徒吗？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事业！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，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，本身就是必要的，直到现代国家，这都是必须定期执行的政府行为，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害处呢？说句难听的话，对宋朝文官就该下狠手，100多年来的优待，让他们比刘备入川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**，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，才能让他们清醒！
张商英工作进展很快，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第172章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、不得随意走动、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…
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，甚至争着抢着去写的，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、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。只是很奇怪，吕惠卿一生得罪的人很多，基本上仇敌满天下，可和苏轼间并没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？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，可说是太不留情面了，准确讲，就是在骂人！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，骂了改革派里所有的人…
全文很长，以“凶人在位，民不奠居”开始。凶人在位？指的是谁呢？宋神宗？还是王安石？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，说他“以斗筲之才，谄事宰辅，同升庙堂”行为上“乐祸而贪功，好兵而喜杀”学问上“以聚敛为仁义，以法律为诗书”罪行上“首建青苗，次行助役。均输之政，自同商贾”“反覆教戒，恶心不悛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