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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周子夜专门给国内的记者安排了五个问题，但是在他们看来，也是不够的。好不容易遇到周子夜肯直接接受采访，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，不要说五个问题，就是五百个问题，他们也提的出来。
只是周子夜的权威不是他们这些小记者能够触犯的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他们都要按照周子夜的规矩来。不要说他们了，就是央视，不也只敢把周子夜当正面典型树立的嘛！
“你好，周先生，我是大江报的记者田熙。从2002年，到2007年，仅仅是五年的时间，你从一个普通的富家子弟变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你的合法资产根据世界各大媒体的统计，2007年预计会比2006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也就是说会达到一千七百亿美元以上。而你控制的资产，也会达到将近一万亿美元，这是一笔富可敌国的财富，远超世界上一多半的国家可利用资产。可是这么大笔的资产，你在捐款方面却似乎远不如西方的一些企业家。我想请你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下东西方企业家的区别。”
周子夜笑了起来，这个问题到没有出乎他的预料，也早有准备。“我不了解你是从哪个角度分析的，做出的比较。按照2006年有统计的对外捐款来说，我个人的全球捐款现金额是二十六亿人民币和一亿四千万美元，虽然这些相对于我的资产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大数字，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说，也没有几个人可以比得上。是的，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先生他们承诺的捐出自己资产的一定比例，这些数额看起来很大，但是这是一种与我完全不同的捐款方式。他们的捐赠财富依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，只是这一部分财富创造的利益会回报社会。而我的捐赠是完完全全拿出的现金，并且这些钱也是一步到位。”
“你或许会说，你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捐款？！可是你纵观全世界的历史，又有哪一家公司，哪一个人，是在自己的公司，自己产业迅速发展期就拿公司资产捐赠的？！他们都是在自己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，才开始回馈社会。我才30岁，我的公司才发展五年，或许等我五十岁，六十岁的时候，也会成立一家资产数千亿美元的慈善基金来回馈社会，但是绝对不是现在。因为这些财富在我的手里，可能会从一千亿美元变成一万亿美元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拿出五千亿甚至更多出来，但是我现在捐了一千亿，这一千亿永远就是一千亿，或许会多一点，但是谁知道呢？！”
“近些年，我们国家的内部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，那就道德绑架，似乎所有的有钱人都是有原罪的，似乎所有的财富都是不合法的。富人捐款就是理所应该，不捐款就是为富不仁。我不否认，在国内有许多这样的富人，他们就是为富不仁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原因，就将所有的人绑上道德的马车，这只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偏激，更加躁动。在去年的十一月，金陵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彭雨案件，我对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很好奇，也派了专人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，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，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还原事情的真相，让全国关于这个案件的讨论有一个明确的结果。”
“我不仅会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对金陵的审判法院提出监督，如果金陵方面的法院不能公正公开地审理这个案件，我甚至会直接提起诉讼，状告渎职的法院方面。我这么做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我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审查结果，我不想让这场全民的大讨论变成一个转折点，让全国的人民道德倒退五十年！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了，同时道德思想也需要进步。所有的人都应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，世界观，价值观，更需要建立正确的道德观。”
周子夜将话题转了回来，有他这么一说，他相信金陵方面会更加重视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，更不敢在隐隐藏藏，直到五年后才对外宣布案情，因为他们的渎职，让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倒退了几十年。
“至于东西方的企业家区别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接触的国内外企业家有许多，但是我并没有发觉太多的不同之处。虽然或许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不同，但是既然是企业家，那么他们的首要目标都是要经营好一家公司，然后才会考虑对社会的回馈。”
这一次，台下的掌声就不是那么激烈了，所有人都想不通，周子夜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，提到塑造中国人民的道德观方面来。最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周子夜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许多人的研究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包袱，不会随便表态，现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，那就代表着他对这件事情的看重，甚至大于人们对他的吝啬指责。
远在万里之外的京城，许多的领导第一次没有着重观看新闻联播，而是选择了观看周子夜的这场发布会的直播。大管家看到这一段，回头吩咐道：“你派人把金陵这个彭雨案的事情了解一下，随后给我个结果。让国内的道德水准后退五十年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”
同一时间，有许多的领导都不约而同地做了同样一件事情。一个国家的发展，不仅仅是看经济，更是要看精神文明建设，国家的稳定与否，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条腿的支撑，缺一不可。他们也比周子夜更能清楚地认识到，一件事情可能引发的远期结果。
“周先生，你好，我是赣西卫视的记者陈鹏。我刚才在听你回答俄罗斯记者提问的时候，将国内和俄罗斯做了比较，认为国内的资源管理政策还不稳定，所以一直没有在国内进行投资。但是国内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发展体系，也有许多有识之士依靠资源类的矿产发展了起来，包括你的爸爸一开始就是个煤矿主，也直到今年，你的家庭才完全脱离了国内的资源管理。按照你的意思，你认为现在的国内政策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？我们的政策不成熟体现在哪些方面？！谢谢！”
“这是个让我很难回答的问题，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。”周子夜停顿了一下说道：“俄罗斯主要的问题是资源类公司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的变化，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解决的更好一点。因为我们国内石油类资源企业全部是国有化，在矿产方面实行了抓大放小。我这个人不喜欢零零散散地搞一大批矿区，这样会耗费我太多的精力，但是大的矿区我又搞不到，所以我就只好跑到国外发展了。矿产领域虽然是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是实际上占据的份额并不大，我也不愿意耗费太多的精力在这方面，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投资国内矿产的主要原因。”
“至于政策方面的原因，我不想说的太多，因为历史的不同发展，我们东方人一直更注重人治，但是这种依靠个人能力的推动，在当今的社会发展期，就显得有些低效，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个人到底可以给发展带来多少的动力。所以我认为，在经济区域，应该更快地与国际接轨，尽快从人治转变成法治，这也会加快我们国家发展的步伐。”
人治和法治的优劣，在如今这个发展越来越快的阶段，几乎没有人怀疑了。但是想要很快地就转变过来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周子夜也不愿意在这方面说的太多，言多必失啊！
“你好周先生，我是天府日报的记者胡奇兵。我们注意到，这几年你一直将自己的捐款主要投向了教育方面，仅仅是在我们川西，你这几年就捐赠了超过两百所小学，五十座中学。但是本来你可以利用本地的建筑队伍，为本地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，可是你却将所有的校区建设都外包给了你自己的房地产公司，他们才又转包给本地的建筑公司，这虽然捐赠看似不少，但是为什么还要照顾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呢？！”
“我给你看一项数据，我的房地产公司里，每一个正式职员，他们每年平均起来创造的产值是两百万人民币，按照这些年房地产公司的平均利润来算，他们每年创造的毛利可以达到五十万以上，这也就是说，我每年可以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赚三十万左右。可是现在呢，我委派了超过了一百个工作人员投入这些工程建设，而我们的回报率是多少呢？！可能你不相信，只是他们的基本收入，我们公司从他们的身上没有赚一分钱！”
“至于为什么非要通过我的房地产公司来操作，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信不过本地的一些建筑企业管理者的道德品质，所以我必须要在他们的上面设置一个监管机构。按照我捐助的标准，一所小学的建设成本就是八十万，一个中学的建设成本是两百万，这对于一些建筑资质较低的施工队伍来说，仅仅是从材料方面节省，就可以增加许多的利润。可是我为了保证我所捐助的校舍都是合格的，都可以矗立一百年，这些钱，我就不能让他们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