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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3章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（第1页）

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，被官府管理屯垦不当、逼得闹出抗税起事，

那就算方以智动用武力，杀一批人成功压了下去，那他的官帽估计也要受到严重影响。

也好在沉树人不在期间，闹事的只是投降的张献忠旧部，这些人本来就有劣迹，所以只要能扑灭，沉树人就可以压住，不要往朝廷上报，权当是家丑不可外扬了。

不过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的事情，还是必须慎重做的，沉树人着实重视这事儿，就跟方以智仔细复盘了一下。

方以智也是很无奈：“上个月，这些人闹事的起因，一来是嫌我们湖广这边，对于安置流民的官屯，收租比例太高了。

咱武昌府到长沙府，定的都是官府授田、安置流民自行耕种的，五五开，收五成租子，为期数年，等战事不紧张、军粮不短缺了，自然会降税。

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拥有田地的自耕农，自然不用缴那么高，只要按照正常国税，加上朝廷定额的三饷比例收就行。

另外，对于需要种植玉米、土豆这些新高产作物的，不管是否从官府处获取种子，都需要‘倒四六’加一成租子，官府拿六成——考虑到这些产量大，其实给农民留四成，保障他们不受其他盘剥，安心生产，也是能温饱的，国难之秋开销大，这也是没办法。”

方以智说的这些数据，沉树人都是认可的。

明朝的正税确实不高，加上三饷的话，如果没有额外摊派，也不存在“权贵不交税，摊派给没特权的人加倍交”

这种事情的话，百姓绝对都是能承受的。

毕竟要打仗嘛，不交那么多，军粮哪里来。

只要能把生产搞好，就没问题。

长沙常德衡州三府，毕竟今年刚遭到过张献忠的大屠杀，人口至少减半，就会空出无主之地供官府分配。

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，好歹上面没有地主盘剥了，个人自耕农直接把租子交给官府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

所以，沉树人捋完这些数据后，也是暂时没能想通：“仅仅这个征税收租的比例，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，官府好歹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农具，让他们能尽快生产呢。

难道他们原来做百姓的时候，承受的租子会明显比这还少？”

方以智叹了口气，一副“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”

的表情：“所以说，问题就出在这儿——后来平定长沙乱贼之后，我多方查问，深入了解他们早年在陕西、河南的民情，境遇，才知道。

在陕西和河南，国税和三饷固然是不会少的，而且因为流民多了，留下的人少，就会被摊派得更狠。

所以，在陕西，一个贫农要交给朝廷和官府的部分，只会比我们这儿更多。

但是！

在陕西，自从天启年间开始，甚至是早在万历末年，贫农如果是租种地主的田地，他交给地主的那部分租子，已经比南方还低了！

而在南方，正常情况下，百姓最大的负担，其实是无地农民给地主的那部分，给朝廷和官府的应该是小头。”

沉树人大吃一惊：“怎么可能？难道陕西的地主良心好，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？然后这些人在陕西见惯了‘仁慈地主’，到了湖广就受不了了？！”

沉树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，这个说法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直觉。

方以智摇摇头：“当然不是靠‘仁慈’了，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强，靠的就是陕西自万历末年，就人口流亡饿死严重，渐渐地广人稀。

豪强们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户不跑，只好减租子，吸引别的豪强地主手下的农民来种自家的田，于是地主之间互相竞争，农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来越低了。

万历末年，陕西还只降到农六地主四，崇祯初年就已经进一步降到农七地主三了。”

沉树人恍然大悟：

北方小冰期连年灾荒，地广人稀，那就是地主之间互相卷，抢着吸引农民来种自己的地。

南方相对灾害少人民不逃跑，人多地少，那就是农民之间互相卷，抢着给地主种地。